以古治今，曾国藩以有德有才有学三科取士，开启直隶移风易俗。—— 同治八年二月十九日中曾国藩《直隶清讼事宜十条》

圣贤救世，在于移风易俗，而培植敦厚社会风气，必有群英来作为。而群英之荟，必在于圣贤如何发现、培育与奖励人才。

第十条：奖借人才，变易风俗。

严惩讼棍，邪气虽除而正气不伸，则风俗仍难挽回。风俗之美恶，主持在县官、转移则在绅士。欲厚风俗，不得不培养人才。

古者乡大夫宾兴贤能，考其六德、六行、六艺而登进之。后世风教日颓，所谓六德者，不可得而见矣。至于六行，曰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孝、友则宗族敬服，睦、姻则亲党敬服，今世未尝无此等人也。任则出力以救急，恤则出财以济穷，今世亦未尝无此等人也。六艺曰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今世取士，用文字、诗赋、经策。其事虽异，其名曰“艺”则一也。

今之牧令，即古乡大夫之职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。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：凡孝友为宗族所信，睦姻为亲党所信者，是为有德之科；凡出力以担当难事，出财以襄成义举者，是为有才之科；凡工于文字、诗赋，长于经解、策论者，是为有学之科。

仰各州县采访、保举，一县之中，多者五六人，少者一二人。其全无所举，及举而不实者，该牧令皆予记过。教官如确有所见，亦可随时禀保。举有德者，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；或延致来省，赐之酒食，馈之仪物。举有才者，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，酌给薪水；或调省一见，札令帮办捕务。举有学者，本部堂或荐诸学使，量加奖拔；或召之来省肄业，优给膏火。每州每县，皆有数人为大吏所知，则正气可以渐伸，奸宄因而敛迹。此虽与清讼无涉，而端本善俗，尤在于此。用一方之贤士，化一方之莠民。芳草成林，荆棘不锄而自悴；鸾凤在境，鸱枭不逐而自逃。诸良吏无以为迂而忽之!己已

邪气虽除而正气不伸，则风俗仍难挽回。

欲厚风俗，不得不培养人才。

任则出力以救急，恤则出财以济穷。

用一方之贤士，化一方之莠民。

芳草成林，荆棘不锄而自悴；鸾凤在境，鸱枭不逐而自逃。

以古治今，并非泥古制今。

除恶方能扬善，曾国藩来到保定，认为直隶地区风气之坏，首在诉讼，即所谓“公检法”出了问题，而此种最严重之处，乃是讼棍太多，讼棍者，通指一贯“教唆词讼、串通胥吏、播弄乡愚、恐吓诈财”之人，此种人假借讼师之命，行违法之事，曾国藩认为“严惩讼棍，邪气虽除而正气不伸，则风俗仍难挽回”，并认为风俗之美“主持在县官、转移则在绅士”。而培敦厚存诚风气，责任在绅士们。

绅士者，通指具备高尚品质、优雅举止和良好教养之男性。曾国藩认为“后世风教日颓，所谓六德者，不可得而见矣。”指绅士越来越少，进一步对绅士延伸，认为除六德外，绅士还要有六行、六艺，认为六德已经很久不见了，而六行“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”还在，并做了分析，六艺古为今用可以用“文字、诗赋、经策”代替。

根据以上，曾国藩制定了以有德、有才、有学三科取士，并对举荐每一科绅士者，分别进行奖励。举有德者，寄匾额以旌其宅、或延致来省，赐之酒食，馈之仪物；举有才者，饬属派充团长，酌给薪水；或调省一见，札令帮办捕务；举有学者，荐诸学使，量加奖拔；或召之来省肄业，优给膏火。

激励政策有极其针对性，且刺激到位。

曾国藩此举，却是极尽治国理政之能事，他认为此举“虽与清讼无涉，而端本善俗，尤在于此”，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直隶地区长期老百姓官司缠身最重要举措。

曾国藩总结如下：用一方之贤士，化一方之莠民。

政治家，其职责乃是治国理政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确是晚清鲜有之人，其在治理太平天国后破碎之两江，从重新培育人才以及开启民生入手，一时两江地区蔚然，而在治理直隶方面，着重从清理司法案件，培育民风民俗入手，仿照国家开科取士，在直隶开启“有德有才有学”三科取士，实为今人治理社会之一借鉴。

今人不妨一试之